研究生“严进严出”培养成为新常态
多所高校清退超期研究生 控制教育质量专家分析
目前，我国以学习期限作为排斥过期研究生的主要标准，这与传统的教育制度观念有关。在中国，研究生的人均资助是按照学术制度进行的。如果大量学生长时间推迟毕业，学校运营将承受更大的财务压力
在自治范围内，高校要有信心和信心，以保证高等教育质量为核心，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
为了实现全方位的全过程管理，高校有必要改革教师评价制度，建立和完善导师制。通过导师和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学术能力，并利用导师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来保证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我们的记者赵丽
本报实习生邢
最近，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的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对黄某某等16名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的公示》，11名医生和5名硕士没有在最长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因此该校自动退学。
此前，四川大学、暨南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也有许多研究生退休，主要是因为研究生没有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期限内完成学业。
在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教育专家表示支持相关大学的做法，并希望大学在招生和培训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褚赵辉认为，高校拒绝不合格的研究生意味着毕业生招聘和毕业的改变。过去，只要研究生一进门，就相当于拿到了学位，相当于拥有了一个“铁饭碗”。如今，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对研究生的考核是以实际情况为基础的，他们被淘汰并定期进入。
超过最长学习年限
多名研究生被清退
记者梳理后发现，近年来，许多高校都有一些研究生辍学。
2020年6月，四川大学一次性让200多名研究生退休；上海师范大学已经有125名研究生辍学，他们不能在学校规定的学习期限之外毕业。
2020年5月，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发布通知，要求85名研究生退休。退休的原因是“超过了最长学习时间”、“没有报到入学”和“申请退学”。
2020年4月，吉林大学的几所高校相继清理了逾期的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曾有21名研究生退休，其中大部分是国际学生。
2019年11月，延边大学向136名研究生下达了休学决定，理由是“超过了最长的学习年限”。
2019年10月，复旦大学有12名研究生退休，主要是国际学生，因为“学习期满后未达到毕业或结业要求”。
2019年8月，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的28名研究生因未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期限内完成学业而辍学(博士生为8年，硕士生为5年)。
2019年6月，清华大学说服了两名博士生；中国传媒大学在61名过期研究生中退出；中国地质大学一次性退休52名研究生；宁夏大学已经有29名过期的研究生辍学.
记者得出结论，上述研究生“退休”的原因大多与未能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有关。
如果你选择推迟学业，但仍然没有完成学业，那么退休的可能性有多大？根据中国教育网近日发布的《法治日报》(以下简称《法治日报》)数据，情况不容乐观。
《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表明，在扩大招生规模的趋势下，研究生的实际人数是l
“撤退工作背后没有硬淘汰机制。大学和学院在执行方面有不同的标准，最长学习时间是唯一的硬杠杆。”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娄世洲分析说，目前，以学习期限为主要标准来排斥逾期未毕业的研究生，与传统的教育体制观念有关。我国根据学制为研究生分配经费。如果大量学生长时间推迟毕业，学校将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
盲目扩张或现弊端
教育质量亟须提升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0年中国研究生人数将超过300万。1949年，中国的研究生人数只有629人。
根据国家职业发展统计公报，1995年有145，400名研究生和2，906，400名大专学生。这意味着中国研究生的规模在25年里增长了20倍，今年的研究生人数超过了25年前的大学生规模。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指出了扩招的问题。一些网民说，盲目扩大研究生数量对学生弊大于利。学生不能毕业。在很大程度上，学校管理和研究生教育团队存在问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外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姚金菊说：“一些学校实际上正在探索。例如，在学科设置方面，如果学科数量总体不变，则需要进行内部调整以增加学科数量；在招生方面，有的是整体扩招，有的是部分专业扩招；在现实中，高校需要探索，尝试可能不会成功，但它们也是高校自主权的体现。”
但是，姚金菊也提到，有一些学校盲目追求研究生扩招，这涉及到高校的投资机制。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是根据学生人数分配的。高校在扩大招生规模时，会考虑学科建设和评价等因素，学生人数往往是评价标准之一。
在楚赵辉看来，高校主要是由行政部门的政策驱动的。在管理方面，包括招生指标的确定，行政部门和高校仍然是一体的，但各自的职责没有明确界定，导致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责权利关系不清，导致如何评价学生和淘汰多少不是由一所高校决定的。
“培养一个博士生和一个硕士生需要大量相应的资源配置，而且在教师资源和硬件配置方面存在教育成本。从很多单位的招聘需求来看，不难发现雇主的学位需求正在上升，但如果培训质量足够好，这种需求实际上是不必要的，所以问题的核心是提高教育质量。”姚金菊说道。
姚金菊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提出要建设教育强国。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然而，近年来许多政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当前大学生、研究生辍学等问题可以说是提高高等教育培养质量和竞争力的一种尝试和努力，也是高等教育本质和初衷的回归。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报告》，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大多数研究生培训机构都采取了让逾期未毕业的研究生退休的做法来控制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这种做法无疑使研究生有更大的学习压力。
严进严出成为趋势
高校自主权做保障
2019年2月26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报告》号文件，分别对研究生考试招生和培训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更加严格的规范性要求。
在褚看来，近年来，研究生超期休学现象频频出现，表现出从“严进宽出”到“严进严出”的转变，涉及到教师、学校和行政部门。为了实现高效和健康的发展，我们必须经历这一转变过程。教育部的相关文件仅提供支持。事实上，在教育部发布这些文件之前，一些学校已经严格遵守了“密切关注学位论文”的要求。然而，相当多的学院和大学犹豫不决，教育部的文件让这些犹豫不决的学校放心了。
姚金菊认为，“严进严出”实际上取决于高校管理者，“严进严出”将成为未来的趋势。“至于谁将成为这一趋势的领导者，这取决于大学自身的勇气和行动。无论是“宽进严出”还是“严进严出”，严格的质量控制必然是一种趋势。未来哪所大学更愿意进行这种探索，也就意味着它将在大学建设中占据更好的位置。”。
一些业内人士还表示，尽管教育部此前已做出明确规定，但对于不合格学生的退休制度也有严格规定。例如，一些“超过最长学习时间”的人自然应该退休。然而，一些学院和大学试图对退休的研究生“谨慎”，担心学生不会毕业或导致负面影响。
“如果学校有充分的决策权，我相信许多学院和大学会选择‘严格的入学和严格的退出’。如果学校没有自主权，它仍然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严进严出”能否成为常态，直接关系到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关系到高校自主权的大小，关系到招生教学评估是否有足够的自主权。”楚赵辉说道。
姚金菊认为，高校要有信心，在自主范围内有信心，以保证高等教育质量为核心，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目前，本科生管理相对完善，研究生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如研究生入学教育、学风教育、定期预警等。
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要求，高校要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化改革创新，推进内涵发展。以研究为衡量研究生质量的基本指标，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注重分类培养和开放式合作，培养具有研究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根据不同学位类型完善教育评价体系，严格质量和校风控制，引导研究生教育优质发展。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这些要求释放出两个信号：一是研究生教育必须抓质量，不能因为扩招而牺牲质量；二是实行“严格准入、严格退出”，即要保证培训质量，不仅要保证“出口”，还要在培训过程中提高质量。
建立健全导师制度
全方位全流程管理
虽然让逾期和不合格的研究生退休是控制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种方式，但“退休”并不是学校和学生愿意看到的结果。毕业出口是最后一步。从入学到毕业有几年时间。学校还能为研究生培训做些什么？
2017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发布《报告》，明确和完善研究生培养的分离和退出制度。
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法治日报》号文件，重申“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应尽早分流，并加强分流力度。”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吴表示，退休只是一种分流，分流的主要手段包括研究生辍学、毕业和降职培训。目前，研究生有
“中国把学习期限作为让逾期未毕业的研究生退学的主要标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超过学制后，将没有人均资助。”熊丙奇告诉《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记者，此外，在中国为研究生提供的物流服务不是社会化的，而是由大学提供的。如果大量学生长时间推迟毕业，大学的服务压力将是巨大的。
熊丙奇认为，目前以学习年限作为退休标准，将对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起到一定的作用。至少学生考入研究生院后不能成为“挂名学生”，但他们在研究生素质全面提升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例如，超过学校规定的时间限制而没有注册的学生可能根本不想读它。此外，一些因逾期而辍学的学生将他们的责任转移到学校和导师身上，认为他们通常的管理和要求不严格。如果有严格的过程管理和评估，那么就没有必要等待集中撤退。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的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培训单位不仅要“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还要严格实行全方位的学位授予全过程管理。
熊丙奇认为，教育部提出的全方位全过程管理是解决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的良方，对高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全方位的全过程管理相比，简单地排斥过期的研究生太容易了。
熊丙奇认为，要实现全方位的全过程管理，高校有必要改革教师评价制度，建立完善的导师制。目前，高校对教师进行量化评价，教师更加注重量化的课题、经费和论文指标，对人才培养投入不足。只有改革评价体系，才能引导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指导和培养学生，而不是一些学生因为导师忙而“备课”，一年见不到导师几次，而另一些学生则被导师和“杂七杂八”的教师话题和项目视为“打工仔”。
“完善的导师制是通过导师和学生的共同学习和研究，有系统地培养学生，提高学生的学术能力，同时保证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与导师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熊丙奇说。
姚金菊还建议，要分清级别和责任，实行精细化管理。高校需要一支优秀的研究生管理队伍，导师也要进行相应的培训，明确学生和导师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导师和管理团队的职责应进一步明确，以便学生能够清楚地了解他们未来的培训计划。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保障研究生的相应权利。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撤退事件进行反思。每个人都必须追求高学位吗？这就要求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理性地选择高等教育。今后，可能会有相应程度的调整。例如，职业教育是否也需要相应的学位，从而从不同的需要出发，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完善我国的学位机制。”姚金菊说道。